明末陳子龍柳如是－寶箴的部落格

摘要：

常人多以為陳子龍乃明末志士，為國捐軀，九死無悔。陳子龍在歷史上據有一席之地，無疑這是主因。但是，這一點也有負面影響，因為一般人僅僅知道他是愛國詩人，不及其他。所以我們堅信，陳子龍的貢獻，在詩詞乃為重要瑰寶，可惜受到重視不是太多。「豔情」又為其詞作重點，所寫尤其關乎詩人歌伎柳如是。他們之間過從甚密，史有信徵。在陳寅恪的《別傳》，我們對陳子龍的感情生活可以有較入的認識。陳子龍所寫的詩、詞皆有其個人情愛與家國之思的雙重情調；在他筆下，詩、詞恰可傳遞「情」與「忠」的不同層面。兩個不同主題交織成為一體，也把前人傳下的風格與體式融會貫通，以便涵容新的內蘊。

關鍵字：陳子龍、柳如是、陳寅恪、明末

年譜簡表(公元紀年)

1608年陳子龍生於松江。其母於產前一夜夢神龍大放光明，寢室生輝，產後因此命名「子龍」。

1612年陳母亡，遺孤托祖母高泰安人撫養數年。

1613年陳子龍啟蒙，使讀經籍。

1615年陳子龍開始詩教，詩聯對仗無一不習。

1618年柳如是生

1619年陳子龍文定，對象是宦們明儒張方同長女。

1626年十二月，陳子龍父卒，他正式成為一家之主。

1628年陳子龍服孝期滿，迎張氏入門。

1629年陳子龍加入以張溥為首的復社

1630年陳子龍赴金陵應省試，中舉。

1631年陳子龍赴京師應殿試，不第。

1632年陳子龍遇柳如是。

1634年陳子龍再赴殿試，仍不第。

1635年春夏：陳子龍與柳如是同居南園。

秋：柳如是被迫離開陳子龍，後重返盛澤伎館。

1637年陳子龍三赴殿試，進士及第。是年繼母丁憂，他未及奉派即請返鄉服喪。

1638年柳如是刊刻《戊寅草》，陳子龍為其撰〈序〉。

1640年陳子龍始任公職。

1641年柳如是適錢謙益。

1644年清兵陷京師。柳如是在黃媛介畫上揮筆題下陳氏贈詩。

1645年清兵陷金陵。柳如是投水自裁，獲救。

1646年陳子龍祖母去世，他即請加入吳易領導的義軍。

1647年陳子龍加入吳勝兆的抗清運動，五月殉國。

1648年柳如是加入黃毓祺的抗清運動。

1649年錢謙益編《列朝詩集》，柳如是代其編成女詩人部分(〈閨集〉)。

1654年柳如是助鄭成功進兵長江地區。

1659年柳如是勸服其他明室遺民加入金陵的鄭氏所部。

1664年錢謙益亡，親族需索無度，柳如是自殺抗議。

中國歷史悠久，朝代數易，如江流滾滾，奔騰不止。年命有時而窮，到底是自然現象。然而朝代的興廢卻是人間慘劇的表徵，其力足以撼動山河，殆無疑問。對仁人志士來講，朝代的更替更是歷史悲劇。他們拒絕承認舊秩序崩解，在興亡之際尤得面對以身殉國或苟延殘喘的難題，甚至還得預估就義的時間。陳子龍乃明末忠貞人士之一，眼見國家傾圯，以詩詞作為歷史的鏡鑑。職是之故，陳子龍不可以尋常墨客視之。中國文化所具現的生死觀，常可在他的詩詞中一見。其悲憤填膺處，每每令人動容。

陳子龍既為烈士遺民，明亡之後，乃涉入多起反清復明的抗爭。公元一六四五年，他在故鄉松江舉事。這一戰轟轟烈烈，只可惜功虧一簣。清兵敉平亂局後，陳子龍擬逃至某佛寺暫避風頭，故喬扮佛僧，改名信衷。再過不久，他結合朋黨圖謀再起，不料事發被捕，時為公元一六四七年五月。清軍將他解送南京，擬再盤問逼供。陳子龍自忖義無再辱，遂於途中跳水自盡，時年方才三十九歲。據當時傳世的文獻稱，陳氏成仁前和清吏有一段對答：「問：『何不薙髮？』先生曰：『吾惟留此髮，以見先帝於地下也』」[1]。

陳子龍畢生為職志奮鬥不懈，死而後已。這種英烈精神永世不朽，是他得以名垂青史的主因。流亡那幾年，他用詩詞記下所見所察，直到公元一六四七年壯烈成仁為止。同代人譽之為詩苑干將，而他托身黍離之悲，自有一股高風亮節。[2]即使是今天的中國人，也都認為他的道德勇氣過人，兼以身任文章魁首，風範足式。

陳子龍的許多生平際遇，都會令人想到文天祥(公元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年)的命運───這位宋代愛國志士一生忠貞不二，最後因此捨身而亡。公元一二八三年殉國以後，他的詩文也要過了好幾十年才能出現在國人眼前。他更要等到四十年後，才有人膽敢公開獻祭。殺文天祥者蒙古人也，但最後欽敬文天祥者亦蒙古的將官，尤其是忽必烈。不過，文天祥的英烈形象，要等到異族的元人敗亡，漢家天下重建的明代以後，才能樹立，他是「赤膽忠誠」的象徵。

毫無疑問，陳子龍和矢志反清復明的許多朋輩，都以文天祥為效法的對象。文天祥被捕之後，押解北還。元軍一再勸降，堅不屈服，名詩〈過零丁洋〉便寫於此際[3]，目的在明志。而陳子龍一夥明末死士，尤以為這首詩是英烈千秋的最佳寫照：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拋絮

身世飄搖雨打萍

皇恐灘頭說皇恐

零丁洋裡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因此，誠如余英時所說，文詩第五句提到的皇恐灘，就此變成明末志士嚮往的聖地[4]。明代大如方以智(公元一六一一~一六七一年)曾涉入反清運動，遭清兵逮捕，乃自沉於皇恐灘附近。此事絕非偶然，蓋方以智自視為文天祥再世。以文天祥的事蹟為取典對象的事例，最令人動容無過於方中履以《皇恐灘集》自提詩文一事。中履乃以智子，這樣做顯然在追悼父親的死節。而這種現象又說明了一個事實：文天祥已經變成一種新的英雄觀的化身──救國拯民，死而後已，個人苦難，置之度外，成仁取義，仰之彌高。此乃新觀念的內容，無怪乎文天祥〈衣帶贊〉用詩見證道：

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5]

忠於明室者紛紛效法文天祥，在捨身取義前譜下自己的輓歌。就在清廷追諡陳子龍前兩年的公元一七七四年，乾隆在文天祥用過的硯背鑒下數字，用褒志節。此事亦非偶然，蓋文天祥從晚明以來，確實已變成忠義的代名詞，是英雄觀念的鑄造者。流風所及，連屈原的形象也受到影響，跟著水漲船高，大大改變。在前人眼中，這位〈離騷〉裡的古詩人乃宮中上官大夫的肉中刺，屢為讒言所害。但到了晚明，他卻變成不畏強權的抗議英雄。

明末之所以會形成拯國救民的英雄觀，另一重要原因涉及當時一言九鼎的復社。這個組織有許多成員捲入江南的抗清活動。只消正視這個事實，即不難了解復社與忠君思想的聯繫。首先，復社可能是古中國有史以來最龐大與最靈活的政治組織，晚明的地靈人傑紛紛加入[6]。一般說來，中國曩昔的文學團體「若非在為宦途錦上添花，便是加官晉爵的踏腳石」，但是復社不同。這個組織極力鼓勵社員參政論政。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也首度看到儒生決心集眾志成城，主控政壇動向。

這些明室遺臣，雖變成苦難象徵，也是文學贖罪之力的化身。他們一旦不能藉政治明志，就逐漸把政治外向轉移成為內在情操。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從他們的作品──尤其是詩作──為主，著手探悉其生命態度。若非這種態度，他們還真不能奮起於沮喪地磨折與個人悲劇之中。對這些忠貞之士來講，「以詩傳情」幾乎就等於「揭竿而起」了。

陳子龍的一生和所著詩詞，唯有從這個角度來看才有大意。什麼「意義」呢？死士的價值和藝術上的體受力。像文天祥一樣，陳子龍在真實世界裡經歷了真正的苦難。他以身殉國，不是死在抽象苦難的觀念中。像文天祥一樣，他也寫下足以光照歷史的詩詞，把個人的道德感顯現出來。不過他還是有一點和文天祥不同。宋亡不久，文天祥即遭囚禁，而明亡後陳子龍仍能東藏西躲，直至公元一六四七年投水殉國。若非他復明密謀東窗事發，旋即就逮，他大可學張岱延命苟活，做個前朝遺民，直到老死。但明亡之後，陳子龍畢竟只苟活了三年，而這三年也正是改朝換代的關鍵期。從亡國到亡身這段期間，他仍然能夠記下孤臣孽子的情懷，以詩人之身公開敍寫現實裡的悲劇或生死之間的抉擇。此外，他的詩常具有所謂「撫慰式的優雅」，這是「悲劇英雄」才能展現的靈視，也是道德與美學原則經過最後的融通才能表現出來的靈見。換言之，陳子龍的作品───尤其是明亡後他所寫的作品───可以讓我們體會出詩詞所扮演的一種新角色。我們對道德與抒情合而為一的悲劇性了解，必須透過這種角色來促成。而如此的「合而為一」，其實就是「忠」與「失落」的交相關節。

陳子龍與女詩人柳如是

晚明歌伎享有的新地位，多少類似十六世紀威尼斯色藝雙絕的高級才伎。男女之間的新關係，便在這種新地位上建立起來。首先，柳如是的詩詞成就並非暗示歌伎心存和鬚眉一別苗頭，希望另建女人的地位，而是暗示一種能力，足以泯除男女之間的界限。柳如是以身作則，進一步暗示歌伎再也不只是「聊天的陪客，或僅僅是個藝匠」。唐代以來，她們或許是這種人，如今則不然，反而是各有專注的「作家」或「藝術家」，承襲了和男性一樣的文學傳統，也和男性一樣處身於當代的文化氣候裡。職是之故，她們廣受江南知識菁英敬重與贊助。當代說曲上出現大量的「才女」，或許某種程度上僅在「反映女性讀者或觀眾的願望」，但是，類如柳如是的歌伎確實就是不折不扣的「才女」。讀小說，我們就想起多才多藝的蘇小妹(宋代詩人蘇東坡之妹)，馮夢龍的《三言》[7]小說集又把蘇小妹的形象散布到各處。小說中對蘇小妹的詩才讚不絕口，也講到她在洞房花燭夜如何「考」她的「丈夫」秦觀。當然，小說純屬虛構，因為史上的蘇小妹根本沒有見過宋詞大家秦觀；她在秦觀弱冠並投在蘇軾門下之前就已倩魂西歸。此外，史上秦觀所迎為徐氏，亦非蘇氏也[8]。

晚明歌伎的形象既然有所轉變，異乎一般女子，文士自會和她們發展出特殊的關係。這種關係縱然不能稱為真正的平等，至少也是互爭妍媸或互敬互重。文士和歌伎作詩酬和，一起出遊，在政治與道德承諾上同肩共擔，彼此發展出真正的友誼。歌伎洗盡鉛華後，往往變成文人妾，但是她們扮演的職責卻又不遜今人妻。柳如是離開陳子龍後數年，像傳奇一般的嫁與錢謙益，就是一例。當時文士的正妻通常都在媒妁之言下聘娶，無論情感與知識都與丈夫頗有距離，發展不出真正的浪漫情愫。歌伎乃稱虛而入，越俎代庖。同時，「愛」與「友情」在情關的鼓動下，往往也會合法化，文士和歌伎之間的關係，使他們能見容於世人。

關涉到文人歌伎關係發展的另一因素，是復社與幾社等文學團體所推動的新思潮。明代的愛國志士幾乎都是復社的成員，此所以文學團體與明朝忠君思想的關聯。事實上，許多傑出的歌伎──如柳如是、卞賽與李香君，都可算是復社或幾社的社員，因此也都和她們的男友擁有一樣的文學與政治關懷。明朝在稍後滅亡之後，這些歌伎也有人為國犧牲了，像孫克威的妾，葛嫩就是一例。其他的人──尤其是柳如是──則涉及反清復明的運動，不讓男性志士如陳子龍和王夫之等專美。復社所強調的政治和道德上的使命，在成員中掀起一陣新的熱潮，促使愛情與忠君思想結合在一起。這兩種激烈的的人類情感，乃順理成章形成直接的互動。職是之故，不分男女，許多著名的情侶乃紛紛變成堅貞的愛國志士。

柳如是同樣勇氣可佳，有豪俠之風。她常自比梁紅玉──梁氏本為歌伎，後來嫁給宋將韓世忠，曾助丈夫逐退金兵[9]。在柳如是與李香君身上，我們確可見到一幅鮮明的歌伎畫像，充滿大無畏的精神與正義感。女人在傳統上業經定型為「紅顏禍水」，是男人的致命弱點。但柳、李卻一反常態，他們義行可風。

最重要的是，明朝覆滅以後，歌伎已然變成愛國詩人靈視的化身。這種發展不難理解，歌技和愛國志士在亡國後都經歷過同樣的變局，不論公眾形象或個人角色都取決於類似之見。他們之中某些人還得像陳子龍和柳如是一樣，不斷扮演抗爭者，參與各種復明大計。晚明志士在歌伎的命運中看到自己的命運，他們尊敬歌伎的心情由此可見一斑，秦淮河畔歌伎的悲慘命運真是可以拿來比喻明朝的興廢了。

女詩人柳如是

十七世紀才女型的歌伎不為俗羈，社會地位也高過前代婦女。證諸陳子龍松江朋黨所寫的詩文，可知此言不虛。柳如是在公元一六三二年崛起之時固為松江歌伎，但也是才藝過人的少女。陳子龍和其他松江的文人───主要為宋徵興、李我存與李雯，都非常佩服她的才識與詩技。她也寫得一手好字，令人讚嘆不絕。諸子不僅視之為紅粉知己，誘引為政治同黨。明、清兩代，有許多人為柳如是畫過像，證明他在男同儕間確有地位[10]。總而言之，正如陳寅恪三巨冊的柳傳分毫無爽所示，任何和柳如是見面把談過的人，無不傾倒。

柳如是出身撲朔迷離。公元一六四一年嫁與錢謙益之前，她數易其名，使得問題更難稽考。不過此時她開始啟用「是」這個名字，自號「如是」[11]。松江時代，她顯然用過許多名字，例如「影憐」、「雲娟」、「嬋娟」與「柳隱」等等。她幼年的生活尤其是一片迷濛；迄今似乎無人知曉早年的她是怎麼一回事。據陳寅恪所考，她本為盛澤歸家院的丫環(名楊愛)，十來歲就為時以罷官的前任首宰吳江周道登納為妾。周氏對她愛寵有加，終於引起諸妾妒意，誣她淫亂。時年十五歲的柳如是，就此逐出周府[12]。

那一年是公元一六三二年，而柳如是也來到陳子龍故里松江定居。松江府乃晚明文化活動中心，絲棉業發達，和蘇州同享經濟富庶。松江又名雲間，文學上夙有「雲間詩派」之稱，和「松江畫派」互相輝映。誠然，當時少有地方像松江擁有這摩多的名儒、詩人、畫家與書法家。因此，初抵松江的柳如是，馬上發覺身邊盡是俊彥高逸。她深知人窮辱至，不過早年在周府時也有幸學過詩詞書畫，因此擁有晉身的才藝，得以在高級社交與文學圈內出人頭地。陳子龍至交宋徵璧(公元一六一八~一六六七年)曾寫過一首詠柳如是的〈秋塘曲〉，詩序中自謂深為柳氏過人才質所迷。他對柳如是的看法其實就是松江學者，尤其是陳子龍，對柳氏的態度：

宋子與大樽(案指陳子龍)泛於秋塘，風雨避易，則子美〈美陂之遊)也。[13]坐有校書(案即樂伎，指柳如是)，新從吳江故相家流落人間，凡所敘述，感概激昂，絕不類閨房語………。陳子酒酣，命予於席上走筆作歌。

其實陳子龍年方廿四，卻已是著名詩人，身兼松江文學團體幾社的領袖。這個團體正是名聞天下的復社的支會，而陳氏暨諸友和許多晚明士子一樣，此時也都感到有國破家亡之虞：朝廷興廢、文化命脈似乎都有隱憂。他們不論以詩遣懷或發為社會批評，心理從未忘卻文化復興或政治上的振衰起弊。幾社的「幾」字典出《易經》，意思實為「種籽」，亦即取其振興古典學術命脈的「種籽」之意。對這些憂國之士而言，文明的振興不僅攸關政局，而且也是晚明教育系統垂危的療方。他們企圖恢復過去的理想治世，因此大聲疾呼回返古代詩文的精神世界。詩人不僅要有詩才，也要關心社會政治。國家在存亡之秋更要如此。他們亟思統合文學、文化和政治，故美其奮鬥曰「復興」。像歐洲在中世紀以後的文藝復興運動一樣，晚明諸子勾沉古典詮解古典不遺餘力，認為這才是重整國家的治本之道。

芳菲悱惻的詩詞愛情

陳子龍(臥子)和柳如是的愛苗，早在公元一六三三年就已種下，不過他們要等到一六三五年春才正式同居。徐武靜慷慨豪邁，撥出南園南樓供築愛巢。陳子龍有若干顧慮，一直沒有把這段情讓元配和家人知道。據陳寅恪所考，陳氏這樣做，可能是怕夫人張氏反對納妾，因為張氏乃大號「醋醰」。事實上，張氏早在一六三三年就為臥子納妾蔡氏，目的顯然在轉移陳氏對柳如是的愛慕。張氏所做的任何動作，似乎都經過臥子的祖母的首肯和支持，而臥子對祖母極其敬重。

不管情形是怎麼一回事，陳柳同居南樓的一六三五年春夏，是他們文學生涯最為多產的一刻。郎情妹意顯然是詩人成長的助力，因為就在此時他們完成了彼此情詩的合集。陳氏的詩集題為《屬玉堂集》，柳氏的則稱為《鴛鴦樓集》。此一表象背後的意義是：「真情」已經轉變為「真情的詩」，也就是屬玉和鴛鴦如今都已變成「愛意」的「示意」。這些意象意碼重重疊疊，其力量正存在於傳統意義與個人祕密的結合無間，所以才會在隱顯之際具有絕妙的效果。

直到那一年的秋天，柳如是離開松江，回到盛澤的伎館，再也沒有回頭。陳寅恪的考據顯示，陳妻張氏好似曾到南園去過，迫使柳如是離開丈夫。柳如是承受不了壓力，只好悻然別去。她先在松江賃屋安頓，數月之後再遠走他鄉。方之另一位名伎董白，幸運之神顯然沒有眷顧柳如是；董白于歸冒襄為妾之前，早就極得冒妻接納。陳子龍個人的情況當然不能和冒襄同日而語。他家境清寒，其實又兩試不第，功名未就，除了讓柳如是離開還能如何？他懍於自己的愛情悲劇，賦中終於發出無助的呻吟：

樂何極兮無方

怨何深兮秋霜

兩人勞燕分飛後，柳如是常明說或暗示到陳子龍的〈採蓮賦〉，例如下引柳詩「木蘭舟」中的「人」指的就是陳子龍：

人何在

人在木蘭舟

總見客時常獨語

更無知處在梳頭

碧麗怨風流[14]

陳子龍和柳如是互贈詩詞唱和，試驗過的體式洋洋大觀，絕不下於內容的饒庶富瞻。不過，「詞」始終是他們最重要的詩體，濃情密意多半藉此溝通。因為詞在發軔伊始就是百轉柔腸的最佳導體。劉若愚曾經指出：「詩」的格調高雅，威儀堂皇；但「詞」的主體一向是風花雪月或兒女情懷。詞史早期的作品更是鏤金錯彩，化不開濃馥艷絕與郎情妹意，因此陳子龍與柳如是以「詞」作為傳情主媒，本極自然不過。「感性寫實主義」實乃詞最早之特色，而陳子龍與柳如是最大之成就即在重振此一風貌。他們唱和的詞其實就是他們的「體己話」，把檀郎蕭女的情意綿綿訴說殆盡。他們一填起詞來，心中意下都會把重點放在這種詩體最獨特最基本的品質上。在這同時，他們觸而可見感而可知的特殊才情，也會創造出高雅優美的新體詞，讓彼此優游在古典修辭與明代的愛情美學之間。他們傾訴私衷，編織美夢，下面是陳柳互贈的兩首詞，都寄調〈浣溪紗〉：

浣溪紗：五更 (陳子龍)

半枕輕寒淚暗流

愁時如夢夢時愁

角聲初到小紅樓

風動殘燈搖繡幕

花籠微月淡簾鉤

陡然舊恨上心頭[15]

浣溪紗：五更 (柳如是)

金猊春守簾兒暗

一點舊魂飛不起

幾分影夢難飄斷

醒時惱見小紅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