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在晚年所寫的〈答顧東橋書〉中論及當時士人沉淪於功名利祿,卻視聖人之學為無用之學的情況時也說,只有豪傑之士興起才能重振聖人之學,因為只有真豪傑才能意志剛毅,勇往直前,不被庸俗功利價值擊倒;當舉世滔滔的庸俗價值排山倒海襲來時,如果不是心中有崇高理想和堅毅心志,又如何能艇立脊柱,永不屈服,因此陽明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1]


   陽明認為只有真豪傑才能以道義自我承擔,不畏艱難險阻,立志實踐聖人之學,永不懈怠,最後必須能使良知之學行於天下,喚起人內在本具的良知,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國度。


   這種具有剛毅心志,不為庸俗價值觀所擊倒的人格特質就是豪傑,豪傑守先待後,重義輕利,視錢財如糞土,剛毅地立於天地之間,具有「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氣魄。


   王陽明在晚年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時,屢屢說到自己的天生氣質就是狂者,尤其他自十二歲即立志成聖,後來提倡良知之教,主張不論身分、階級,人人皆可成聖,聖人之道簡易廣大,人人可為。這種志向本就被許多腐儒俗人視為誑誕之舉,因此陽明也飽受攻擊,但他不受世俗毀譽的影響,意志堅定地去實現一生的理想。


   陽明認為狂者雖不合中行之道,但具有高遠理想而且忠於自我,這本身就是值得欣賞的,因此陽明也欣賞狂者的生命情調,他在五十三歲時與門人於天泉橋聚餐,酒酣興濃,做了一首〈月夜〉詩說: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裡,點也雖狂得我情。[2]


 


詩中陽明以孔子與學生的師弟之情自況,所引典故乃是孔子與弟子言志的故事,當時曾點在同學言志時仍鼓瑟不止,直到最後孔子問起自己,才放下瑟回答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問曾點之志後,喟然嘆曰:「吾贊同點啊!,」


   曾點的行為千古以來被視為狂者氣象,陽明也讚賞曾點狂豪的生命情調。陽明本具豪傑氣質,性格豪邁不覊,因此他雖立志成聖,但不流於嚴肅僵化,而能欣賞那些表現真性情的狂者人格。這本是心學家的特質,所以陽明雖然也認為朱子是「聖人之徒」,但卻不贊同朱子格物窮理之學及東漢鄭玄的章句訓詁之學。他認為能真正承擔聖人之學,才不負男兒的一生,而曾點雖狂,卻展現真性情、真生命,因此雖未至聖人中行境界,但仍加以讚許。



 


 


 


   陽明一生也是以狂者自詡,他在晚年雖平匪寇及宸濠之亂有功,卻受小人誹謗;加上他的良知學主張異於程朱官學而飽受讒言攻訐,因此陽明可謂歷經艱難險釁。陽明晚年時,弟子向他說:「老師因為勢位隆盛,因此有忌疾的人誹謗;又因為老師的學術日益風行,但和朱子學不同,所以也有人誹謗老師的學問;加上老師的學生愈來愈多,因此又有人毀謗老師的人格。」陽明回答說:「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些鄉愿的意思,到今日則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迴護,才做得狂者;即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我也只依良知行。」


   陽明能在弟子面前坦承自己有時為了不願得罪別人而尚有鄉愿的意思,顯現了他真誠的偉大人格。陽明說自己之前因為尚有鄉愿的意思,所以無法真正做一個言所當言、行所當行的狂者,直到今日已逾知命之年,才能真正堅毅不移,全依良知行事而無所掩藏迴護,世間毀譽已不掛於胸,只有良知才是個人行為的終極標準。


   有時我們常常為了遷就別人,為了迎合世俗而犧牲自己的原則,乃至於昧著自己的良知行事,媚世阿俗,同流合污,只是為了博取別人的好感,怕得罪別人,這就是鄉愿。做真人,全依良知行事,本就須置個人榮辱於度外,如孟子所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陽明又告訴他的學生說:「諸君只要懷著不受世人理解也不沮喪的心,依心中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侮辱,任他工夫有進退,我只是這置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之,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自能不動心。」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本需要剛毅人格,也就是豪傑之氣才能堅持,而狂者就是豪傑之氣的另一種說法,陽明認為狂者雖不能合於中道,但他以具有成聖的基礎。


 


 


 


 


 


 


 


 


 


 


 


 


 




   王陽明在未回歸儒宗之前,曾企圖在道教養生之學獲得生命的慰藉,安頓憂鬱的靈魂,而道家也確實暫時穩定了他的心情。《年譜》[3]記載,他三十一歲回到越地的陽明洞修練養生之術,甚至修練到有「先知」的能力。但心緒動盪的他終究無法真正平靜下來,因此陽明又落入了徬徨的困惑,《年譜》說他在修道後,過了一段時間,又體悟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


   可見陽明所追求的是心靈之道,祈求的是身心真正的寧靜,而不只是長生久視的神仙之術。但這一念頭出現後,陽明又把它壓抑下來,依然靜心修練,希望藉由毅力,克服雜念。可是有些事物,一直縈繞陽明心田,揮之不去,那就是他所敬愛的祖母和父親,早在他三十一歲所寫〈九華山賦〉文末就已說道:真正讓他放佈下的是祖母和父親的養育之恩,否則自己早就長遁九華山,以求擺脫世間煩惱。


   這時候的陽明依然面臨親情與隱遁的交戰,這兩種念頭時時鼓盪心田,無法排遣,他正面對真正存在的抉擇關頭,這是陽明大悟前所必須經過的心靈交戰。這樣交戰一段時日以後,陽明終於領悟到愛親乃是人的本性,也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只有對親人的掛念才是生命無法割捨的部分,這就是愛,《年譜》記陽明的話說:「愛的念頭生於孩提,此念可去的話,是斷滅種性。」


   由儒家來看,人的愛親之心是一切道德的出發點,也是仁的根本,因為人具有這種先天的愛,才不會淪為禽獸而不自知。陽明由自己生命真正的掛念,接上了儒家價值的核心──人情。對親人的情感,對世間的責任,乃是人完整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儒家的仁義皆是以真實的情感為內涵,如果斷絕此情,人即使長生,那還能算是人嗎?《世說新語》「傷逝」曾記載一個故事:[4]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視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中正在我輩。」


 


   文中所言的「聖人」,當然是魏晉流行的聖人觀,乃是以道家為依歸,因此說「忘情」,也就是《莊子‧德充符》所說聖人「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的境界。「忘」字在到家的用法中特指「超越」之意,「忘情」也就是超越情,到家主張以忘情為聖人,也就是不以任何情緒干擾內心的平靜,連親人之情也應超越,因此莊子有「妻死,鼓盆而歌」的行徑。而儒家則認為愛親之情就是性,也是一切道德建立的根源,此根源是源於人生命深處永遠無法割裂的部分,孟子將之稱為「良知」「良能」。就是指不需透過後天知識學習即能具有的先天道德自覺能力。後來陽明以良知為學說核心,認為良知為一切道德判斷的根源,可說已萌芽於此。


第二節道德實踐不能違背人性


   王陽明在陽明洞學養生之術兩年,經過一段時日的自我反思,終於體悟到佛老思想的缺失,多年來對佛老的興趣終於為內在不能割捨的親情所取代,他確信人不可能無所牽掛,捨離親情,不顧天下;陽明知道唯有重回世界,承認這世界,承擔責任,才能真正取得內心的平靜,找到真正的自我。


   陽明在三十二歲離開陽明洞,此時已「復思用世」,但他仍往來諸寺院,有一天見一僧人坐關三年不語不視,陽明卻向他大喝問:「說什麼?看什麼?」這本是禪門常用教導人的逆反方法,足見陽明對禪宗也有一定的理解,所以很巧妙地借用。據說僧人一驚,即張開眼睛與陽明對話,陽明問他家庭狀態,僧人說:「有母在。」陽明又問:「會想念嗎?」僧人回答:「不能不想」陽明順勢向她說愛親是人的本性,不能不想乃是自然。


   這是針對佛教「緣起性空」的說法立論,佛教認為諸性皆空,諸法無常,宇宙萬有皆因緣而起,並無自姓,只有「空」才是萬有本性。陽明則以愛親為性,向僧人說法,僧人聽完後,涕泣而謝,當天就離寺回家。陽明與僧人的對話並無詳載,但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感染力,當是因陽明所說皆由衷之言,加上陽明也是經過這心靈的掙扎階段才認清儒學與道釋的區別。而他堅信愛親之情才是人的本質,因此所說的話才充滿力量,因為他已認清自己的存在之路。


   事實證明,陽明一直是一位情之所鍾的人物,當他晚年平宸濠之亂有功,卻遭張忠、許泰構陷,身陷險境,一夜默坐岸邊,見水滔拍岸,泊泊有聲,心中想:「自己遭受毀謗,即使死也不足懼,但是年邁的父親要怎麼辦呢?」他向門人說:「如果此時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偷偷帶著父親逃離,我一輩子長往也不後悔啊!」陽明這時已不懼死亡,但唯一掛念的是年邁父親。此時敬愛的祖母剛過世,加上父親病重,陽明屢屢上疏乞歸,欲盡孝道,但上書四次皆遭拒絕。不久,陽明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想要棄職逃歸,後來聽說父親病情稍微平復,才停止這念頭。有一天陽明問弟子說:「我要逃回,為何無人贊成?」門人回答:「先生思歸的念頭,似乎著相了?」陽明沉思良久才說:「此相怎能不著?」


   「著相」是陽明批評佛教的話,所謂的「相」乃是現實世界的諸面貌,佛教認為萬法皆空、諸相無常、萬象虛幻不真,因此不可以為相所累,諸相裡還包括人倫親情,所以也必須加以超越。但陽明認為人倫親情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人必須順此自然之性已盡天理,盡仁盡義,盡倫常,因此佛氏表面求超越,無所著相,但擔心受累本身就是著相;而儒家順人性之常,盡了人倫之道,表面是「著相」,但這乃是生命的本質,人只是順自然人性而行,因此其實是不著相。


   愛親之情即使是著相,是一種掛念,甚至為愛受難,但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種性,因此該著相仍要著相,該牽掛仍要牽掛,這就是真正的人。陽明晚年的體悟和對親人的愛,與三十二歲的陽明已經決定他必須回到世界,去承擔他的責任。



 


 


 


 


 


 


中國人自先秦以後,就對人性抱持著樂觀的態度,除了主張極端性惡思想的法家人物外,思想家相信人有自覺向善的能力,他們也相信心的主宰力量,可以讓人免於物化,昂然挺立於天地之間,這就是天地之心的展現。先秦以來這種思想在王陽明身上表現得最徹底,王陽明將孟子以降的心學傳統集大成,以心(良知)為宇宙最高實體,為萬有之本源,亦是一切文化創造語道的價值的源頭,陽明認為心之主體為一切文化之本源。


   透過王陽明的一生,更可以見出中國重「心的文化」特質。心乃是人類不斷成長的動力,也是生命不致沉淪墮落的保證,因為心的自覺,生命有了崇高理想與意義,人才能擺脫一切向下沉淪的力量,昂首挺立,人就可以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與死亡的恐懼,完成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生命。心性就是人存在意義的依據與創造的根源,因為在我們的生命中以存著自做主宰、自立自尊的能力,人就不會妄自菲薄、自甘墮落,也就能超越物質、慾望乃至生死的問題,實踐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有限的生命也就有了無限的可能,這就是中國人所言的不朽。如此,當生命走到盡頭時,我們才有辦法相陽明一樣,不憂不懼,心中一片澄明坦然,並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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