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箴的部落格

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

第一章           元白的進步的文學主張

    建安以後，文人的樂府詩往往擬賦古題，通過擬賦古題歌詠今事。盛唐以來，追步健安，李白的〈襄陽歌〉、〈秋浦歌〉、〈扶風豪土歌〉，王維的〈漁山神女歌〉、〈榆林郡歌〉、〈不遇咏〉，岑參的〈輪臺歌〉、〈白雪歌〉、〈火山雲歌〉、〈走馬穿行〉，以至於孟浩然的〈夜歸鹿門歌〉，高適的〈部落曲〉，都是即事名篇的作品。這到了杜甫就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杜甫稍後，元結、顧況等人都在這方面做過不少探索。安史亂後，由於現實生活需要更深刻的揭露和反應，於是一方面接近於細節真實的敘事詩的寫作多了起來，一方面針對時事、即事名篇的作品也就更符合反映現實的要求。

   到了貞元、元和之際，李紳、元稹、白居易等都競作新樂府，一時篇章迭起，蔚為一種風氣。白居易在這種運動中是傑出的領導者。他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等著作中宣傳了自己的文學主張，他的好友元稹也有許多與他類似的看法。他們豐富了現實主義的文學理論，總結了我國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經驗，認識了文學的社會功能，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和文學的思想性、傾向性，徹底地宣布和唯美主義、形式主義文學決裂；他們的理論促使了現實主義文學運動進一步的發展，使之進入一個更為自覺的階段。

   他們都認為文學應該為政治服務，應該有助於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白居易和元稹在他們前期都是置身在現實之中，他們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他們看來文學應該是實現這種理想的一種手段，而且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手段。白居易說詩歌要用來「泄導人情」「補察時政」，也就是說創作應該有目的，「不虛為文」。白居易的諷諭詩反映了那麼多的社會問題，正是服務於他們「兼濟天下」的政治主張。當時社會問題已很嚴重，一方面是富者田連阡陌；一方面則是貧者無立錐之地。白居易由於他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左拾遺任內，曾屢次為民請命，他力求詩歌創作也服務於這種政治主張。他在〈與元九書〉中說：

   自登朝來……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和為事而作……樸當此日，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咏歌之。

   他要求文學反映民間疾苦，在〈傷唐衢〉一詩中說：「是時兵格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吟悲一事，元稹也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中說：「余友李公垂鯢余〈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可見他們看到文學的社會功能，希望通過詩歌來解決社會上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減輕百姓所受的災難。他們講求文學的功利，要求一首詩的寫作應收到一定的功效。由於這樣，他們反對各種形式主義、唯美主義的文學，而提倡文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1]。

   他們也明確的認識到了文學應該植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中，應該真實地反映現實，文學創作應該有感觸而發。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中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元稹也在〈進詩狀〉中說過：「凡所為文，多因感激。」他們的創作實踐雄辯地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的詩歌有充實的內容，有豐富的思想性，他們也這樣去要求別人。這裡告訴我們，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題材都是來自現實生活，而且有所選擇和摒棄，其愛憎是十分鮮明的。所謂「聞見之間，有足悲者」，正是他所持的態度，而真實性、傾向性正是現實主義的主要特徵。他們要求「偏偏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反對那種歪曲現實、粉飾現實的文學。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八〉中說：「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閒直筆，褒美者多賭其虛辭，今欲去偽抑淫，芟蕪剗穢，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這一段話是看作要求作家按生活真實寫作的號召。白居易並在〈采詩官〉中尖銳揭露了反現實的廟堂式的文學的作用：「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廟堂登歌讚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字千張無一句。……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

   元稹和白居易都強調詩歌的積極作用，強調詩歌內容與與形式的統一。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主張：「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情」和「義」就是內容，而「苗」和「華」是形式。他的〈新樂府〉、〈秦中吟〉便是這種理論的優秀實踐。在文學批評上，他們也有卓越的見解。他們都是以進步的政治標準為第一位來衡量作品的。文學創作如果不合乎「美刺」之道，不能對社會有所補益，而只是追求聲律詞藻的華美，那是他們所不取的。至於有思想性而藝術性不高的作品，他們則認為應予以鼓勵，積極扶植並加以發展。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說：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繫國風。下以春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縷句，將焉用之？……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

   白居易和元稹不僅用這一標準去評價當代的詩人和作品，而且用同樣的標準對他們以前的文學遺產做了一個總結。把周、漢民歌、陳子昂、杜甫以來的優良傳統提到了正統地位，對各種各樣形式主義、唯美主義文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總之，元白的文學理論是產生在當時社會問題進一步嚴重之中，是產生在現實主義文學蓬勃的發展之中，它反過來又指導了這一運動的發展。

第二章           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西元七七二~八四六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下邽(在今陝西省渭南縣境)人。生於河南新鄭。少年時期，家境貧困，加上戰亂頻仍，長期流浪在外，對社會現實和人民疾苦有較深的了解。是繼杜甫以後又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生活的時代，正是唐帝國經過安史之亂後急劇走下坡路、日益趨向衰敗、滅亡的時代。他的優秀作品全面地、深刻地反映了這個時代。

   白居易的詩歌繼承並發展了〈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在他稍前的杜甫，給他樹立了現實主義創作的優秀範例；元結、顧況等人，在理論上和創作上給予他以良好的影響；再加上他接近民眾，同情民眾，對民眾的疾苦有深刻的理解與關懷，因而他才能在文學理論上、文藝創作上掀起了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的高潮。

   白居易出身在一個小官吏的家庭裡，他父親只做過州縣的小吏，生活比較貧寒，常常是「衣食不充，凍餒并至」[2]。在他十歲的時候，軍閥相繼割據稱雄，彼此混戰，前後達四年之久(連唐德宗也逃往奉天避難)。由於戰亂，白居易全家由故鄉新鄭遷往滎陽，不久，又遷到越中。早年的這些經歷，使他比較容易接觸現實生活。

   他青年時代的生活是貧苦的，經常愁衣愁食，漂泊流浪。他在〈秋木西歸途中書情〉中說過：「馬瘦衣裳破，別家未三年，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他還親身領受過暴政的災害，後來他的〈論和糴狀」中說：「臣處村閭，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這一切對他的不滿現實、剛實耿介的性格形成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長期的貧困流浪生活，使他接近了民眾，了解戰爭所帶給民眾的痛苦，使得他的感情與民眾的感情引起了共鳴，對他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有著直接的關聯。

   成年時代的白居易是有「兼濟天下」的大志的。公元八百O六年，他在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的考試所準備的(策林)中，全面地敘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提出了許多對民眾有利的主張。他認為民眾的貧困是皇帝荒淫生活的結果，他的貨源是皇帝的奢侈和整個官府的上行下效。又在〈策林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中說：「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力焉。……上益其侈，下成其利，其費盡出於人，人實何堪其弊。」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白居易能夠認識到並且大膽地說出這一些來，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他這反對皇帝用各種苛捐雜稅區徵民間的生活資料，提出了「利在於利萬人」、「富在於富天下」的主張，希望皇帝在自己享樂的同時，也要考慮考慮民間的飢寒疾苦。從民間的利益出發，白居易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意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反兼併、均貧富的思想。他認識到「財產不均，貧富相併」是社會問題嚴重的根源。雖然他的各種改革的主張和意見，也還是希望自上而下地來實現，然而這種思想的萌芽卻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其他許多問題上，白居易的主張也是符合民眾利益的。

   白居易的思想還有著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他時時刻刻關懷著民間的疾苦，他的「從政」，正是「濟民」的一種表現。在他作盤屋尉時，看到婦女們因為捐稅繁重，而不得不拾遺穗充飢時，便想到了自己「歲晏有餘糧」，而感到慚愧了。天氣炎熱了，他便想到「獨善誠有計，將何救旱苗」。

   公元八O八年，憲宗調他做左拾遺時，他認為這是實現政治理想的時候了，屢次上書言事，甚至當面和皇帝爭執，史書記載：「白居易常因議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需令出院』。」[3]白居易在這段時期反對了皇帝各色各樣巧立名目的租稅。當時，憲宗為了削平籓鎮，國用拮据，便賣官鬻爵，很多節度使都紛紛入朝，送大批錢財給皇帝，且美其名曰「進奉」，以取得高官。元和三年到四年(公元八O八年~八O九年)白居易先後有〈議於頔裴均狀〉、〈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論裴均進奉銀器狀〉等極力諫阻此事。元和四年二月，江淮大旱，白居易更直接為民請命，請求減免租稅。此外，白居易也直接進行了和宦官的抗爭。

   元和元年到六年(公元八O六年~八一一年)，是他創作上的黃金時期。他的絕大部分現實主義詩篇都產生於這一段時期。元和四年開始寫作〈新樂府〉，五年寫成了〈秦中吟〉諸詩，以深刻敏稅的眼光，通過現實生活各個角度，猛然地抨擊了貪官汙吏，具有極強的戰鬪性。這些詩歌得到民眾歡迎，也必然招致權貴們的非難。他在〈與元九書〉中回憶當時的情況說：「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由此可見這些詩，是如何地擊中了特權的要害。

   元和六年至十六年(公元八一一年~八二O年)，這是他思想上惶惑苦悶的時期。當他四十歲時，因母喪退居渭上。感到自己理想無法實現，消極思想便開始滋長：「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內，消盡浩然氣。」[4]但這時，他的政治態度基本上還是積極的，也寫出了〈采地黃者〉、〈村居苦寒〉等優秀詩篇。元和九年冬，入朝做左贊善大夫。次年，他因為有人刺殺了主張削平籓鎮的宰相武元衡、刺傷御史中丞裴度的事情，而上書力爭補賊雪恥，受到特權者的忌妒，便用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它貶為江州刺史，繼而有貶為江州司馬。這對白居易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他的思想非常苦悶：「若不靜坐銷妄念，即須行醉放狂歌。」[5]這兩句詩剛好說明他胸中的抑鬱不平和思想衝突。這時他寫出了輝煌的名篇〈琵琶行〉，在〈與元九書〉中系統的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文學理論。但這一時期內，他的消極思想有所發展，感到人生無常，更加喜愛陶淵明、韋應物的作品，並且在廬山東林寺結了草堂，養魚種花，過著隱逸的生活。

   元和十五年一直到他死(公元八二O年~八四六年)，是白居易思想開始轉入消極而至於退隱朝市的時期，元和十二年，改授忠州刺史。十五年，唐憲宗為宦官所害，穆宗即位。同年冬，他改拜尚書司門員外郎，從忠州入朝。這時，他還是希望有所作為的，但是穆宗十分荒唐昏庸，沉於聲色，不把國事放在心上，宰相也不得其人，結果使籓鎮割據再起。白居易曾幾次上書言事，卻不被採用。他的好友元稹自從貶江陵以後，便巴結宦官，爬上高位，且又排擠裴度。牛、李黨爭事起，官僚互相傾軋。這一切都使他對現實完全絕望了。他不願意繼續在朝做官，主動要求到杭州當刺史去。這是他政治態度轉變的標幟。從此，便無意過問國事，但對民間的疾苦卻仍然是關懷的。在赴杭的道上，路過洞庭湖，正值湖水氾濫成災，難民流離失所，他想起古代大禹治水的事業，有〈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說：

   安得禹復生，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坐添百萬戶，書我司徒籍。

他多麼希望唐代的官吏也能效法大禹為民服務的精神，而他自己雖然對政治已經失望，卻仍然要求在地方上能夠盡力為民做些類如興修水利這樣的事情。至今杭州留下了白堤，就是他在杭州任上的成績。當然他的願望絕不止於只在這方面，他的〈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說：

   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溫暖如陽春。此裘非缯亦非纊，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鈍拙製未畢，出亦不獨裹一身；若今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

他的政治抱負仍然是滿腔熱誠的。然而事實上不能都如他所願，最後離開杭州任時不免感嘆地說：「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兇年。」[6]白居易要為民眾貢獻出自己的力量的心願，是灼然可見的。白居易一生是有變化的，後期的政治傾向逐漸轉向消極，失去了早年的銳氣，是可婉惜的，特別是一種「省分知足」的思想。最後使他變成了「醉吟先生」、「香山居士」。盡管他自嘲的說：「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坐閑人。」[7]他終於是和官場妥協了下來。這時候，民間的苦難他早已淡忘。這一段時期他的詩歌中充斥著對於閒適懶散生活的欣賞與描繪，以及「明哲保身」「審躬省分」等逃避現實置身事外的消極思想的宣揚，甚至不乏對於功名富貴的庸俗描寫。表現在前後期詩歌中的白居易完全是兩個人。即使是甘露事變這樣巨大的政治事件，也沒能震動他，卻更加堅定了他逃避現實的決心。

第三章           白居易詩歌的思想

   白居易是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極其全面深刻尖銳地揭露了專制社會中的種種問題，有力的抨擊了整個不合理的社會，表現了對民眾的深厚同情與關懷，具有極高度的思想。

   白居易在自己的詩歌裏，深刻地揭露了窮奢極慾、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中唐以來，貴族、官僚、籓鎮等追求豪奢生活是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據元稹說：「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材生生之備稱之。」[8]，他們為了擺闊氣，最講究第宅的華美，白居易的〈傷宅〉便是諷刺他們的：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牆外迴環，累累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迴，坐臥見南山。……

他滿懷義憤地說：「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白居易把這些不顧民眾死活、只管自己歌舞享樂的達官們的穢行醜態，具體地揭露出來。這種驕奢淫逸，官吏如此，皇帝更是如此。在〈八駿圖〉中，詩人諷刺皇帝道：「白雲黃竹歌聲動，一人慌樂萬人愁。」白居易的〈黑龍潭〉一詩便是以鼠狐比官，來鞭撻這一群貪官污吏的：

   黑潭水深色如墨，傳有神龍人不識。潭上架屋官立祠，龍不能神人神之。災兇水旱與疾疫，鄉里皆言龍所為。家家養豚漉清酒，朝祈暮賽依巫口。神之來兮風飄飄，紙錢動兮錦繖搖；神之去兮風亦靜，香火滅兮盃盤冷。肉堆潭岸石，酒潑廟前草。不知龍神享幾多，林鼠山狐常醉飽。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殺豚將餧狐？狐假龍神食豚盡，九重泉底龍知無？

當時官衙貪戀功名富貴，他們雖年至八、九十，仍不退休，白居易的〈不致仕〉便是諷刺這些人的。

   這樣一套貪腐的機構，當然是無法抵禦外敵的。中唐時吐蕃、回紇的侵擾成為主要邊患。河湟一帶完全落入吐蕃之手，吐蕃並一度攻入長安。當時那些帶兵的將軍，都是擁兵自固，只知抬高自己的地位。白居易的〈西涼伎〉對他們進行了猛烈攻擊：

自從天寶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緣邊空屯十萬卒，飽食溫衣閑過日，遺民腸斷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

詩人揭露了他們並非沒有收復失地的能力，只是他們看重個人勢力，並不想到國家：

如今邊將非無策，心笑韓公築城壁。相看養寇為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9]

這種情況下，外族的入侵就勢必毫無忌憚了。回紇依恃助平安史之亂之功，每年以一匹馬換五十匹縑的辦法，大肆劫掠，而且送來的都是孱弱之類，由此，民間的負擔加重。

   唐代到這時，兩稅法已代替租庸調制，特別是由此而增加了許多額外的稅，各級官吏可以拿各種名目去層層中飽，〈秦中吟〉的〈重賦〉就是反映這種情況：

   ……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厥初防其淫，明敇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繅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遠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并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缯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在這麼個寒冷的冬天，老幼形駭不蔽而官府卻缯帛如山、絲絮如雲。為什麼會這樣呢？那就是官吏要「買爾眼前恩」，這就是專制社會的本質：一些人要升官發財，另一些人就必然挨餓受凍。白居易的偉大，正在於它能自覺地選擇這樣典型的事件，在一首詩中畫出了鮮明的兩幅畫。一幅是那麼陰沉、寒顫，「悲端與寒氣，併入鼻中辛」，無比的辛酸，往往是比號哭更為深刻的。另一幅畫是人們只一「窺」，就見到如山如雲的帛絮，真不知其中到底有多少，而且這不是一個簡單貧富對比，這些如山如雲的缯帛正是人們「絲絹未成匹，繅絲未盈斤」就被徵取。而如今拿去也不是為別用，只是「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這就非常典型而深刻地暴露了這個社會的本質。也都反映百姓飢寒交迫的生活。

   除此而外，百姓還遭受著極嚴重的超經濟剝削。殘酷的戰爭給百姓帶來了難以想像的痛苦，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是寫得十分成功的。詩人把斷臂的敘述「一肢雖廢一身全」和抒情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寫出了百姓反對窮兵黷武的真實感情。

   白居易對婦女的命運也是十分關切的。婦女在當時社會中是受壓迫的，因而一切進步的詩人都是同情他們，關心他們的。白居易說：「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在〈議婚〉中詩人指出以貧富議婚之不合理，並為貧家女鳴不平。這一切都可以看出白居易在婦女問題上是有進步思想的。

   「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10]

這裡，白居易已經比杜甫「大庇天下寒士」進了一步，他所同情關懷的已由「寒士」進為全體百姓了。這種人道主義精神是白居易所以能寫出那麼多諷諭詩的重要思想基礎之一。

第四章           白居易詩歌的藝術

   白居易詩歌的藝術成就是巨大的。他掌握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描寫了無數生動的典型形象，繼承並創造了許多塑造典型的藝術方法，大大地豐富了我國現實主義文學寶庫。

   白居易的現實主義創作是自覺的，具有鮮明的目的性。他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實際上就是認識到了文學必須反映現實，要「不虛為文」。他認識到詩歌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實際上也就是認識到了文學要反映社會本質，為政治服務。正因為如此，白居易力求高度的概括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選取最典型的事件、人物，運用一系列辦法來創造多種典型形象，全面地反映社會本質。他的〈秦中吟〉、〈新樂府〉和其他一些諷諭詩，幾乎篇篇都是反映了一個重大社會本質問題的。他的詩歌廣泛地反映了社會各方面，有揭露苛捐雜稅的，如〈杜陵叟〉、〈重賦〉、〈賣碳翁〉、〈納粟〉、〈宿紫閣山北村〉等等；有粉應貧民生活的，如〈采地黃者〉、〈觀刈麥〉、〈村居苦寒〉等等；有揭露帝王荒淫生活的，如〈歌舞〉、〈輕肥〉、〈傷宅〉等等；有反映外患嚴重的，如〈陰山道〉、〈西涼伎〉、〈城鹽州〉等等；有寫貪官污吏的，如〈黑潭龍〉、〈不致仕〉等等；有反映婦女悲慘命運的，如〈陵園妾〉、〈上陽白髮人〉、〈母別子〉等等；有反對窮兵黷武的，如〈新豐折臂翁〉等等；有反對門閥制度的不合理，為知識分子鳴不平的，如〈澗底松〉等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白居易確是從整個專制社會現象中抓住了本質，而在反映每一個社會本質問題時，都在那一類現實中選取最典型的事件來寫。所以從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願意馬殘粟」的農民，「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碳賤願天寒」的賣碳翁，為避兵役而自己折臂的殘廢老人，「漢心漢語吐蕃身」的戎人，被幽閉一生的宮女、胡旋女、西涼伎，被遺棄的兩個孩子的母親等等的形象；也看到了貧寒的知識分子，貪官汙吏，荒淫無恥的貴族豪門人物形象；我們這看到了許多反映社會本質的的典型事件，如徵收業餘物，競買牡丹花，把百姓當玩物進貢、上貢等等。

   詩人再進一步就是用細節刻劃、對比、抒情與敘事結合等一系列的藝術手法來塑造這些典型形象，使之鮮明突出。無論是寫一個人物或敍一件事，都能深深地打動人，憤怒的令人怒髮衝冠，悲痛的使人流淚，在這裡我們看到詩歌的那種巨大的藝術魅力。例如〈缚戎人〉是詩人為了「達窮人之情」而作的。「戎人」的遭遇是最悲苦不過的。他本是唐人，在蕃中作了四十年異國的奴隸，歷盡了千辛萬苦，並且受著愛國深情的折磨，蕃人不讓他穿漢服，他「斂衣整巾潛淚垂」，希望能在「年未衰」之時回到祖國，可是又怕走漏消息逃不出，他「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終於冒死逃出「嚴兵鳥不飛」的番境。他的悲慘命運和他寧棄妻兒回國的對祖國的深沉的愛，不作異國奴隸的反抗精神，已緊緊攫住讀者的心，誰都會為他脫離險境而興奮，特別是讀到他看到了同胞漢兵，那種「路旁走出再拜迎」的喜悅心情，更會深深感動。然而情節的發展突然來了一個意外的轉折，他那藉以逃出來的、也是胡人強迫穿的一套番衣，卻又使他重受災難，「游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缚作蕃生」，他竟再一次做了「異」國奴，重又開始充軍江南的更悲慘生活。這次不但妻兒都沒了，自己年紀也已老衰，而且充軍到更遠的地方去了，此去江南「定無存恤空防備」，更不知「若為辛苦度殘年」！這些細節不是無謂的，他深刻地揭露了當時邊防的黑暗，使得作品中的形象更加典型化，這就激起我們對「戎人」的遭遇更加深厚的同情。「戎人」的一生就是當時邊境所有百姓悲慘遭遇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在表演方法上，詩人首先寫一群被充軍的戎人的共同悲慘命運，以揭示其普遍性，然後以「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帶起了「漢心漢語吐蕃身」的「戎人」的控訴，非常自然，下面全以「戎人」自己的口來敘述，使我們從一個最痛苦的戎人身上來體會他們共同的遭遇和處境，這就更為深刻而感人。

   〈賣碳翁〉中作者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掙扎在死亡邊緣的貧民的典型形象。

   〈采地黃者〉中的採地黃者，是當時無法生活的農民形象。

    三者皆清楚說明當時社會的不合理。三個貧民形象中可以讓我們了解唐代社會的基本面貌：「無論邊境的戎人、京城的手工業者、鄉村的農民，雖遭遇各不相同，但都掙扎在死亡線上；而養尊處優的都是「白面」「肥馬」而又腐敗無能。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白居易詩歌的高度概括和典型化的手法。

   白居易的風格是平易淺近的，這是他努力學習民間文學、民眾語言的結果，竭力使自己的作品能為民眾所接受。白居易所以能取得如此偉大的藝術成就，首先是由他的先進思想和同情民間疾苦所決定的。

   白居易又以抒情的手法與敘事詩的人物情節結合起來，就產生了兩首當時最流行的長篇鉅作──〈長恨歌〉與〈琵琶行〉

   白居易的詩歌在當時和對後代都發生了極重大的影響。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路，一度思卿一愴然。[11]

一個詩人的作品能如此密切地和民生聯繫在一起，是古典文學中沒有過的事，雖然他為大家所愛好的詩，多半不是諷諭詩，但也可以清楚看到白居易在民眾中的影響之大了。

   白居易的諷諭詩對後代的影響最為深遠。白居易把詩歌做為口誅筆伐的武器，批評當代的弊政，自覺地為民請命，為政治服務，以及用通俗淺近的形式，讓民眾能了解讀懂，這都給後代進步文化以積極的影響。

   白居易寫〈新樂府〉時間在他的朋友李紳、元稹之後，成就卻超過了他們，提倡新樂府運動的影響也遠比他們大。在藝術標準上他又是以通俗平易為是人所稱許的，也正是他之所以稱得上唐代大詩人之一的原因主要就是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