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後中國的大江大海(摘錄自呼喊)
「極左」思潮造就的千萬冤魂，學者們在描述當代中國歷史的時候，大都頃向於認為共產黨內「左」的思潮源頭乃由1957年開始，有如鄧小平所說：1957年後「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佔了上風。
回想五O年代初期中國中國人的解放之感，今天仍然可以歷歷在目。農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工作，昔日專門欺負窮人的那些達官富豪個個如喪家之犬(不過若鑑今台灣南部蘇霸天家強佔道路不與百姓通過，不讓人耕種生活，台灣亦深覺悲哀，因為非喪家之全而是狂吠之副犬)。趕走了外國人，收回了租界，消滅了娼妓，解放了婦女，改造了流氓，為大學生創造了為國效力的種種機會。國外的知識份子紛紛歸國， 國內 教授們在一年以前紛紛拒絕國民黨「搶運學人計畫」，堅決地留在大陸，現在也都覺得自己真的可以開始第二次生命了。男女老少，無論工人、農民、職員、幹部、軍人和學生，全都唱著電影「鐵道衛士」中的那首歌曲：
「嘿啦個啦啦，嘿啦個啦啦，天空飄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
不過，在另外一個同樣流行的電影「徐秋影案件」裡面，漂亮的女主人卻在心裡面藏著另外一種情緒。他在一個雨夜中被人殺害，但是這一情節遠沒有她在日記當中寫下的一句話那樣震撼人心。後來，她的這句話就成為著名的台詞，在人們口中廣為轉述：
「我是一個不幸的種子，蒙受著不能發芽的痛苦。」
還有一個人，不是電影裡的角色，而是活生生的。他是中山大學的教授陳寅恪。
1949全國解放的前夕，他堅決地拒絕隨國民黨的官員同赴台灣，顯然是願意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生活做學問。但是他也做詩說出了他的擔憂，詩曰：
「名山講席無儒士，勝地仙家有劫灰」。
在1950年，他又在他的新版圖書《元白詩箋證稿》中提醒世人：
「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氣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知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苦痛，終於消災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
不過數月之後，事態的發展便證明了陳寅恪的憂慮不是沒有理由。
由政治的批判來代替一切不同探索的先河即開，此後也就源源不斷，一浪高過一浪。比如，1952年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憤怒控訴美國進行文化侵略的浪潮在七月開始，從南方席捲全國。
一連串的犧牲，使我們看出日後整個民族的一場大悲劇展開了序幕。
這場悲劇一開始就幾乎沒有停止。
包括在1955年指斥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在1956年批判周恩來和他的四位副總理的「反冒進」，在1957年的抓出五十多萬個「右派」；在1958年的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以及熱情萬丈地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1959年批判彭德懷；1960和1961倒是沒有批判誰，但是我們整個國家都深陷在飢荒當中，上千萬人死於饑荒；1962年日子剛剛好過些，便開始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右傾翻案風」；1964年搞「四清」；1965年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到了1966年，過去所做的這一切還是不能解決問題，乾脆搞了「文革」。這下子又是十年。1976年，中國在「極左」思想的統治下已經批判了數千萬人。
今天，我們回頭看極「左」思潮統治下的無數冤魂，可以發現他們其實都是受害於一種共同的罪惡，這就是，僅僅憑思想來定罪，並且大範圍地使用政治運動，甚至專政的手段去壓制和消滅不同的思想。然而這一罪惡所產生的後果，還不僅是造就了無數的冤魂，它還深深的扭曲著我們國家的社會風氣和政治風氣。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不強調自己的精神。但是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國家在那一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將一種虛無的意識形態凌駕於物質利益之上，甚至把人與人之間勾心鬥角、爾虞我詐、針鋒相對、你死我活，當作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而真正標誌社會進步的物質力量反而被視做草芥。經濟建設上的所有重大錯誤，諸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了數千萬人死亡，居然沒有人受到追究。
毛澤東其人雕像如何還有臉面依然屹立於中國各處，何時才會將其打破擊碎。
套鄧小平的一句話：
「一個革命政黨，一個國家，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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