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百年風雨》






 





 






一部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史,要說詭異很詭異,要說簡單又很簡單。





從前清遺老王國維未卜先知的警告說起:「先共和,後共產」。只是這樣的預言在當時甚至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被人注意。人們沉浸在令人眼花撩亂的一個接一個的革命之中。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爆烈,一場比一場兇殘,最後在六、七O年代終於跌入最殘暴的谷底。六十多年過去,中國人直到九O年代才突然發現,當年王國維的預言,是多麼的意味深長。倘若說,王國維的自殺乃是先知般的退隱,那麼六O年代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們的自殺,幾乎都成了遲到的幡然醒悟。





這是李劼對共產黨的唾棄開端,對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深切痛恨的良知喚醒,但是邁入二十一世紀,李劼依然知道中國人並未真正從共產主義的深淵跌宕跳出。





「儘管史家大多認定,袁世凱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兇,但這樣的定論,依然有待確鑿的指證。」,史家之認定必然有諸多之論證,並獲當時時代大多數人的認同,而且歷史上沒有許多的反對意見和言論,李劼此言明顯無賴與狡辯,此剛好是共產黨人通病,而其人又唾棄共產黨人,亦屬可笑!





推崇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的改良主義。但反對孫文,認為孫文是習慣江湖造反之徒。認為孫文表面上講的是三民主義,骨子裡嚮往洪秀全式的武功。並以為孫文儘管號稱孫大砲,實際卻非常喜歡耍弄見不得人的陰暗手段,尤其擅長派人行刺,甚至暗殺諸如陶成章那樣的革命同仁和異見者。而且還殃及蔣介石,因為孫文將此暗殺的毛病傳承了給蔣介石。





這一段推尊曾、李,甚而袁世凱尚無可或非。惟,批評孫文卻值可推敲,莫不說孫文在中國之歷史中獲得兩岸認同之歷史地位。孫文繼道家思想之深,所謂上善若水,水至柔,柔而無爭,然為國為民,積勞成疾,尚英年而早逝。李劼為文,為言論而偏頗,實差矣!





對袁世凱和鄧小平,袁世凱雖然繼承的是曾國藩的改良事業,但並不具備曾國藩的文化根柢。至少他沒有讀懂曾國藩為何不肯北上稱帝,而寧可解散軍隊的用心。他認為曾國藩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理念,但他憑藉內心的修為,明白什麼是君子有所不為。此外話語之於政治家的重要,也由此可見一般。話語的清晰源自思想的有無。曾國藩傳下的是只做不說的改革開放大業,到了袁世凱手哩,由於思想的缺如,只剩利益的驅動。隨然利益是政治操作的直接動因,但政治沒有思想的導引,會變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從而喪失歷史的開拓意味。半個多世紀以後,鄧小平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沒有思想。文化根柢太差,更談不上什麼內心修為,終於在一九八九年走了麥城。彼此都是摸著石子過河的改革家,袁世凱摸到最後,摸出了一件黃袍,鄧小平的摸來摸去,摸出了六四開槍。





這一段歷史誨暗不明的是中國的百姓,政客如刀俎,百姓為魚肉,永遠都是宰割。袁世凱、鄧小平雖不見得昏庸,卻是魯莽不堪啊!因為槍桿子出政權。





歷史走向無從變改,曾國藩若願意舉兵北上選擇趙匡胤式的稱帝,今日中國又如何。惟,退一步選擇和平改良於歷史關頭,非如此雍容,如此大度,不足以說出「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絕句。而這一選擇,亦無意間打破了王朝更易的歷史循環,開闢了和平改良的現代化之路,足堪現代政治家借鑑。





至於中國共產黨,連馬克思的《資本論》也不用讀,只消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組黨建軍,虛構一個革命的意識形態(譬如無能),打造一種網羅各種政治力量的方法,在成功底把底層民眾煽動起來,天下便垂手可得。用毛澤東的總結叫做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因此革命家的學歷根本不重要。革命領袖又通常是因為書沒讀好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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